扳机扣动之后：一桩政治暗杀案如何撕开美国的暴力伤口

发布时间：2025年9月17日 盐湖城——子弹穿透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颈部的那个瞬间，不仅仅终结了一位知名保守派活动家的生命，更像一声刺耳的警报，宣告了美国政治话语的彻底破产。上周，在犹他谷大学(Utah Valley University)的讲台上，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柯克在激昂的辩论中倒下。这起暗杀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因愤怒、猜疑和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 柯克的死，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在他的支持者眼中，这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是“激进左翼”发动的卑劣袭击，证明了“常规政治已经失败”，唯有彻底“清洗”才能拯救国家。而在他的批评者阵营里，一种令人不安的幸灾乐祸情绪在网络空间蔓延。人们转发着他最具争议的言论片段，暗示他“罪有应得”，甚至认为他的消失让美国“变得更好”。 这些极端的声音，诚然不代表大多数人，但在社交媒体算法的催化下，它们被放大、扭曲，构成了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眼中“对方”的全部形象。温度在急剧升高。对话的意愿正在被“必须击败他们”的决心所取代。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政治暴力已经从一种遥远的威胁，变为美国精英阶层身边切实的恐惧。一颗子弹险些结束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生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的家被人纵火，企图将他和家人一同烧死；一名闯入者用锤子重创了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丈夫的头骨；明尼苏达州前众议院议长夫妇在家中被暗杀；联合健康集团(United Healthcare)的CEO在曼哈顿市中心被枪杀，而凶手竟被一些人奉为英雄。 暴力如病毒般传染，如野火般蔓延。每一次袭击，都在加深早已存在的裂痕，将国家推向一种“暴力性国家分裂”的边缘。一位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评论员在柯克遇刺后写道：“在我有生之年，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某种形式的全国性暴力崩溃。” 犹他州州长、共和党人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在事后发出沉痛警告：“我们可以不停地指责对方。但总要有人找到一个出口，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糟得多。” 然而，出口在哪里？当一个社会连“我们不应在政治辩论中杀死对方”这一最基本的共识都开始动摇时，任何试图弥合分歧的努力，都显得脆弱而不合时宜。 哀悼的困境：当同情成为一种“粉饰” 在柯克遇刺后的几个小时里，前述那位评论员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试图在震惊和恐惧中寻找一丝理性。他写道：“你可以不赞同柯克几乎所有的政治理念，甚至憎恶其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妨碍你承认，他站在那个舞台上，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实践政治——走进大学校园，试图说服那些与他意见相悖的人。” 他认为，柯克所代表的，是一种深入异见者腹地进行对话的勇气，这种精神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尤为稀缺。他甚至希望自己所属的政治阵营也能展现出更多这样的姿采，将分歧视为对话的开始，而非终结。 这篇文章引发了极为两极化的反应。许多右翼人士表示赞赏，认为这客观地描绘了他们眼中作为朋友和盟友的柯克。然而，在作者自己的政治圈层内，这篇文章却激起了巨大的愤怒。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批评者们都在质问他，为何要为一个“粉饰”过的柯克而悲伤。 他们罗列出柯克的“罪状”：创建“左翼教授观察名单”，威胁学术自由；用巴士将抗议者送往华盛顿，最终导致了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叫嚣应该驱逐政治对手；宣称民主党“憎恨这个国家”；甚至认为《民权法案》是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反对政治暴力，但这不等于要为一个恶棍洗白。”一位朋友这样对他说。 这场争论的核心，暴露了美国社会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当政治对手不仅被视为政策上的分歧者，而被视为道德上的威胁、国家生存的敌人时，任何试图跨越鸿沟、寻求共同人性的努力，都会被视为一种背叛。 “仅仅说‘我们反对政治暴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位评论员在反思中写道，“我们必须能够看到，那颗射入他身体的子弹，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暴力行为。”他认为，尽管在政治目标上与柯克势不两立，但他能感受到一种超越分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参与我们的政治”，都在努力按照自己的信念去改变这个国家。 然而，这种超越性的视角在现实中几无立足之地。双方都视对方为真正的威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政治的赌注变得异常真实和沉重，失败的后果可能是失去自己珍视的一切。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氛围中，要求人们去“看见”对手的人性，甚至在某些时刻“忽略”掉对方身上自己无法理解的部分，变得无比艰难。 “我们必须生活在这里，与彼此共存，”他写道，“不会有一场高烧会退去，也不会有一场彻底的胜利能让我们不喜欢的人永远沉默。” 这种清醒的认知，在左右两派的幻想中都显得格格不入。双方都曾相信，无论是通过社会羞辱、文化压力，还是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总有一天能让对方闭嘴。但现实是，这永远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那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狮子与食腐者”：一个解释分裂的新框架 就在柯克遇刺的前几天，知名保守派思想家、The Daily Wire网站创始人本·夏皮罗(Ben Shapiro)接受了一次深度访谈，宣传他的新书《狮子与食腐者》(Lions and Scavengers)。这本书恰好为理解当前美国社会深刻的对立，提供了一个充满争议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夏皮罗认为，当今世界的核心冲突，并非传统的左与右、富与贫，而是一种更古老的对决：代表建设、创造和守护文明的“狮子”，与代表嫉妒、怨恨和破坏的“食腐者”。 “‘狮子’相信自己有责任让世界变得更好，”夏皮... ...皮罗在访谈中解释道，“他们致力于构建社会结构，捍卫有价值的文明，勇于创新和承担风险。而‘食腐者’则根植于嫉妒，他们将生活中的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于外部结构，唯一的目的就是摧毁这些结构，而不在乎用什么来替代。” 他强调，这并非简单的党派划分，而是一种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斗争。“你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做出选择：是自己主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是将愤怒和不公感指向周围的社会。” 这个理论的灵感，来源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景象。当时，夏皮罗在伦敦准备一场牛津大学的辩论，却因安全威胁被迫住在城外。他看到伦敦市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亲哈马斯”抗议。令他困惑的是，游行队伍中既有支持哈马斯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有极左翼的LGBTQ活动家、反资本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 “这些人的诉求明明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讨论同性婚姻或市场经济，他们会吵得不可开交，”夏皮罗说，“那是什么让他们举着同样的旗帜走在一起？他们共同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答案就是“食腐者”心态的集结。这是一种基于“怨恨”的“万能事业”(omnicause)，它将所有对西方文明心怀不满的群体联合起来，共同的目标就是“摧毁”。 夏皮罗的理论，也反映了过去十年来美国右翼思想的深刻变迁。曾经，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切斯特顿的栅栏”原则(G.K. Chesterton's fence principle)——在拆除一个旧制度前，必须先理解它当初为何存在。这是一种审慎的、尊重传统的态度。但如今，右翼内部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冲动，他们不再是传统的“保守派”，而更像是“反左派”。 “右翼的一部分人充满了愤怒，”夏皮罗承认，“他们的倾向不再是修正，而是将一切连根拔起。”这种变化，使得整个右翼变成了一个容纳各种“反左翼情绪”的“大帐篷”，也让许多“小丑”混了进来。 特朗普悖论：当“狮子”领袖展现“食腐者”姿态 然而，当访谈者试图用夏皮RO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当下的政治人物时，这个看似清晰的二元划分立刻变得模糊和矛盾，尤其是在评价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 访谈者尖锐地指出，特朗普的整个政治生涯，正是建立在一种典型的“食腐者”叙事之上。他不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那样宣扬乐观的自由市场精神，而是直接告诉他的选民：“你们被出卖了(You got screwed)。”他将民众的困苦归咎于腐败的精英、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和全球主义的阴谋。 “这难道不是一种基于怨恨的政治吗？”访谈者问道。 夏皮罗坦承，在民粹主义经济学方面，特朗普确实采纳了“食腐者”的策略。“是的，我同意。”他回答。但他同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解释了他从2016年的坚决反对者，到2020年和2024年的支持者的转变。他认为，尽管特朗普的言行和品格备受争议，但其第一任期的实际政策——任命保守派法官、放松管制、减税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左派变得疯狂了”，这使得选择变得清晰。 这种解释凸显了夏皮罗理论在现实面前的窘境。当他用“腐烂的马克思主义脓包”这样恶毒的语言形容致力于为穷人争取福利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将其归为纯粹的“食腐者”时，却对同样煽动怨恨情绪、甚至攻击国家制度本身的特朗普表现出策略性的宽容。 访谈者进一步追问，像J.D.万斯(J.D. Vance)这样，一方面拥抱硅谷创新文化（狮子），另一方面又采纳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式的经济批判论调，指责体制辜负了底层人民（食腐者）的政客，又该如何归类？ “那种意识形态是食腐者的意识形态，”夏皮罗毫不犹豫地回答，但他补充说，每个人都是狮子和食腐者的混合体。 这种看似灵活的解释，却让他的整个理论显得摇摆不定。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在当代美国政治中，“怨恨”已经成为一种跨越党派的通用燃料。无论是左派对亿万富翁和系统性不公的愤怒，还是右派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和“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憎恨，其底层逻辑都是将个体的困境归咎于一个需要被“摧毁”的“他者”。 夏皮罗本人似乎也陷入了这种矛盾。他坚信，基于《圣经》的价值观，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而不是抱怨体制。他厌恶那种告诉人们“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被系统搞砸了”的论调。然而，他所支持的政治运动，恰恰是这种论调的最大受益者和推动者。 武器失控：当政治成为一场血腥运动 这场关于“狮子”与“食腐者”的思辨，最终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对权力本质的讨论。当政治不再是关于政策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乎文明存亡的“战争”时，权力的运用方式也随之改变。 访谈者指出，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其第二任期，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将国家权力“武器化”的倾向，用以打击政治对手和压制异议。无论是撤销前官员的安全许可、以驱逐出境作为言论审查的工具，还是威胁吊销新闻机构的广播执照，都显示出一种将政府机器变为私人报复工具的模式。 “这已经超越了党派斗争的范畴，”访谈者认为，“我们正在跨越一些我们将来会极度后悔跨越的界限。” 夏皮RO虽然谴责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双方都在参与的“军备竞赛”。他提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国税局对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的审查，以及纽约州对特朗普的法律诉讼，认为左派早已开启了将法律和行政体系政治化的先例。 “这就像房间里有一把枪，”他说，“如果你发誓不使用它，但你知道对方会，那你就会像个傻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同意‘放下武器’。” 然而，当下的政治现实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率先拔枪，任何单方面的“裁军”都无异于自杀。这种猜疑链导致了权力的不断集中，尤其是在行政部门。国会日益被边缘化，总统的行政命令成为改变国家走向的主要工具。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数量和范围都在急剧扩张，这正是国会僵局和党派否决政治的直接后果。 夏皮罗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地方主义”和“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让纽约和佛罗里达各自选择自己的治理方式。“这样，我就不用为你选出的总统而担惊受怕，你也不用为我选出的总统而感到恐惧。”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和平分手的乌托邦。但在一个经济、文化和信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这无异于一种政治上的“国家离婚”。更重要的是，它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使在州和地方层面，意识形态的鸿沟依然存在。大量的共和党人生活在加州，大量的民主党人生活在佛罗里达。简单的地理分割无法解决价值观的冲突。 终局：在“至暗时刻”之前 在访谈的结尾，夏皮罗描绘了两个同样令人恐惧的未来。 对于保守派来说，噩梦是经济崩溃后，一个像AOC或更激进的左翼候选人上台。这位总统将利用特朗普政府已经开拓的巨大行政权力，推行激进的经济国有化、财富再分配，并在外交上采取“美国最后”的忏悔姿态。最可怕的是，这位总统可能会最终挑战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导致宪法秩序的彻底崩溃。 而对于自由派来说，噩梦可能恰恰是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甚至更糟。夏皮罗警告说，人们可能会在未来回望特朗普时，带着一丝怀念，就像今天许多共和党人怀念比尔·克林顿一样，因为“特朗普可能是在为更可怕的未来挡子弹的人”。 “事情总是在变得漆黑一片之前，先进入至暗时刻。”他引用了一句悲观的谚语。 从犹他谷大学的枪声，到一场关于文明未来的形而上学辩论，美国正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中摸索。查理·柯克的死，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成为了这个国家深刻病症的一个残酷症状。算法将人们困在各自的回音室里，政治语言日益粗鄙和暴力化，制度的“护栏”正在被系统性地侵蚀。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都在为保卫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而战。然而，当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声称是为了自卫时，和平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消失。 那位在柯克死后试图呼吁理性的评论员，最终发现自己两面不是人。他的悲伤，被一方视为软弱，被另一方视为虚伪。这或许才是最令人绝望的信号：在一个只剩下“狮子”与“食腐者”叙事的国家，试图成为一个复杂而有同理心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最危险的立场。扳机已经扣动，而子弹，仍在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