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校长被学生媒体拉下马

明星学者与遭受非议的研究论文 Marc Tessier-Lavigne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位明星学者。他1959年出生于加拿大，大学期间获得罗德奖学金前往英国深造，之后到美国开始研究生涯，2011年成为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2016年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的第11任校长。 他的专长在大脑发育和修复方面的研究，尤以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为研究重点。他凭借这些研究获得了许多国际荣誉，包括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学院院士等。 然而，这位位高权重的明星学者，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在学界内遭受了一些质疑和非议。 他2009年在《Nature》杂志发表的一篇重磅论文，是人们质疑的一个焦点。该文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神经退化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 当时，Marc Tessier-Lavigne担任生物医药公司Genentech的高层，他为研究发现申请了专利，希望能够开发阿尔茨海默症药物。但是，药物没有开发出来，论文本身也遭受质疑，其结果无法被复制。他的研究团队也发表了后续论文推翻了自己的发现，但该文本身始终未被撤稿，也未更正。 在学者们讨论研究结果的网上社区PubPeer，至少从2016年开始，就有人质疑该篇论文的图表存在问题。此外，Marc Tessier-Lavigne发表的其他若干篇论文也被认为存在图片造假的问题。 这些质疑之声虽然存在，但并未对Marc Tessier-Lavigne的学术生涯和校长任命造成什么影响——直到一位17岁的少年留意到了这些声音。 锲而不舍的大一记者 少年名叫Theo Baker，2022年秋天开始在斯坦福大学读大一。 一进学校，他就加入了学生媒体《斯坦福日报》，主要从事调查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他出身记者家庭——父亲Peter Baker是《纽约时报》的驻白宫首席记者，母亲Susan Glasser也是资深媒体人，现在是《纽约客》杂志记者。 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对Theo Baker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他说，“我非常幸运，在我的人生中有可以参照的榜样，可以对什么是好新闻有一手的了解。” 父母能提供榜样，但具体的报道需要Theo自己去做。2022年的整个秋季学期，除了完成繁忙的学业之外，他投入了超过1000个小时去调查校长的学术问题。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两件事，一是阅读那些专业而晦涩的神经科学论文，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二是采访相关专家，希望通过他们来了解校长的论文究竟是否存在问题。 根据Theo的回忆，他联系了几十名专家，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至少是不愿意实名受访，只愿意以提供背景信息的方式聊聊。唯有一位专家愿意实名受访，公开指出校长论文中的问题。这位专家叫Elisabeth Bik，是荷兰的一位微生物学家，她在识别论文中的图片篡改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迄今已经识别出超过4000个存在问题的研究案例。她创办的Science Integrity Digest，专注于学术“打假”，是令一些研究者感到胆寒的存在，也曾揭露过中国生产了几百篇问题论文的“论文工厂”。 有了这位勇敢的学术打假人的帮助，配合上其他许多专家在私下的支持，Theo的调查得以顺利开展，并于11月29日发表了第一篇报道。那时，他还没满18岁。 对于来自大一新生的挑战，校长的态度是坚决而严厉的——坚决地否认自己有学术不端行为，严厉地指责报道混淆视听。他还雇佣了著名律师，向《斯坦福日报》发去了措辞严厉的律师函，要求报社撤下相关稿件。为校长代理的律师叫Stephen Neal，是Cooley律师事务所的前主席，曾为“坏血”案主角Elizabeth Holmes辩护。 校方的态度要稍微友好一些，他们很快就此事成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小组，承诺将会给出公正的调查结论。然而，Theo仔细研究了这个独立调查小组的成员之后发现：其中一位成员、大学校董Felix Baker和校长之间存在利益往来——Felix Baker的公司向校长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投资了1800万美元。 Theo向校董会发去邮件询问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很快，校方宣布：Felix Baker不再是这个独立调查小组的成员。 在校方进行独立调查的过程中，Theo也没有闲着，他继续追踪报道此事。今年4月，他报道了校长曾经担任高管的生物医药公司Genentech的内部调查报告。报告称，2009年《自然》杂志那篇论文的配图中有异常现象，包括有两幅图像合成的影像。报告还说，在该论文发表前，其实公司内部就有科学家提出质疑，此后又有资深科学家呼吁撤回该论文，但都未被理睬。Theo采访的数位公司高管表示：他们认为相关实验结果是伪造的。 此外，Theo还在《斯坦福日报》发文章报道了如下信息，可以说是篇篇见血： 一些斯坦福学者呼吁校长辞职； 校长半年多来避免公开露面，拒绝回答问题； 斯坦福在领导层的不确定中结束了一个学年。 7月19日，校方的调查报告终于发布，认为校长负责的实验室里一些成员不当操纵科研数据或实验操作有问题，导致论文存在重大缺陷，而校长未能采取必要措施纠正相关错误。校长同日宣布辞职，但将保留自己在斯坦福的教职。 对于《斯坦福日报》和Theo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胜利。但他们还没有善罢甘休——除了报道校长辞职之外，Theo又跟进了一篇报道，称：在校方的调查过程中，一些曾经见证过校长实验室内不当行为的人，因为不被允许匿名，所以无法提供证词。而委员会实际上清楚地知道，除了调查报告披露的事实之外，还有更多的指控。 言下之意，校方的这次调查并未最充分地收集信息和考虑证据，结论也许并不够坚实，可能放了校长一马。 无论这一事件是否还有空间继续追踪下去，Theo的系列报道已经为他赢得了殊荣——在今年2月颁发的George Polk新闻奖中，他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第一位获奖的学生记者。该奖项是在美国新闻界拥有很高声誉的奖项。此外，Theo还获得了职业记者协会（SPJ）北加州分部颁发的“信息自由奖”。 校园媒体的独立性 一家学生媒体的大一记者能够扳倒校长，靠的大概有两个关键词：专业、独立。 专业指的是这家学生媒体的操作自始至终是符合专业水准的，他们尽己所能寻找证据、采访相关专家，在大量的尝试之后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协助，刊发的稿件没有明显的瑕疵，在知名律师面前也不必犯怵。 独立指的则是这家学生媒体独立于校方，不受其管理和控制，因此可以对校长提出直接的指控。 说到《斯坦福日报》的独立，背后还有一段历史。该报创立于1892年，始终以斯坦福校园及周边社区为关注焦点，一开始并不完全独立于斯坦福校方。1970年开始，该报和大学管理层围绕关于反越战的报道爆发冲突。那一年，《斯坦福日报》发表由在校生撰写的评论文章《Snitches and Oppression（告密与压迫）》。校方担心该文的一些语言会被指控为煽动暴力。在若干年的撕扯之后，校方与该报终于断开联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自然的选择——对于报社来说，终于可以摆脱校方的影响；对于校方来说，终于可以不再为报社上发表的内容承担可能的责任。 自1973年开始，《斯坦福日报》成为在加州圣克拉拉市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迄今正好五十年。 在对反战游行和社会运动的报道过程中，《斯坦福日报》还在美国法律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1971年，当地警察局突击搜查了《斯坦福日报》的办公室，为的是找到运动参与者的照片信息。《斯坦福日报》对此感到极为愤怒，并将警察局长告上法庭。这个案子（Zurcher v. Stanford Daily）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5:3的结果判决警察局长胜诉。这一判决结果在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最终使得国会通过了1980年的隐私保护法案，其中规定：要搜查媒体编辑部获取未被发表的内容，必须持有传票。 在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之后，再来看《斯坦福日报》扳倒校长的案例，也就不那么惊讶了——学生媒体的独立和自由、对权力的监督，已经是一种传统。 几乎在斯坦福校长宣布辞职的同时，美国的另一所名校——西北大学也发生了学生媒体扳倒重要人物的事件。该校的学生媒体《The Daily Northwestern》（同样也是独立于校方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在7月8日发表报道，揭露了该校橄榄球队教练对队员的欺侮，包括强迫裸体和胁迫性行为，还曝光了该校对事件的调查处理不当，只让教练停赛两周。 两天之后，该报又发表一篇跟进报道，揭露了该校橄榄球队里面的种族主义文化。 同一天，教练被开除。此后，一名该校的前橄榄球队运动员向该校及这名教练提出了诉讼，指控他实施身体虐待和种族歧视。 针对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事件，《纽约时报》报道说，“接二连三的揭露凸显了大学学生报纸在监督它们所身处的强势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显然，要发挥这种重要作用，制度设计和专业精神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