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报告的主要观点（接上文）

这份长达57页的报告囊括了从病毒起源到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未知（对此，下一个部分将展开介绍）。 第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几项重大决策上的行动太慢了：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太慢，对遏制病毒传播的全球旅行协议支持太慢，对戴口罩政策的支持太慢，对气溶胶传播的认可太慢。（WHO已经做出了回应，称：报告中存在若干重要的遗漏和误解，尤其是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世卫组织行动的速度和范围方面。） 第三，2020年1月，世界上的大部分政府对新冠疫情的重要性都意识得太慢了，应对也不够迅速。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区（东亚和澳洲）国家应对得迅速有力，这可能是和此前应对SARS的经验有关。 第四，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是很不够的，比如国际旅行协议、测试策略、公共卫生措施、商品供应链、数据标准、报告系统、对公众的建议等。这些本来都有很强的国际依赖性，但各国政府之间没有做好足够的协调。 第五，对疫情的控制受到了公众抵制口罩、拒绝疫苗等行为的严重影响，这体现出社会信任度低、对政府的信心不足、政府本身给出的建议自我矛盾、健康素养不足、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等问题。而且，公共政策没有更多地参考行为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第六，公共政策未能妥善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平等效应。前线医护和其他工作者、孩子、女性、在监狱和养老院里的人、患有慢性病的人、残疾人、原住民、移民、难民、没有医保的人等都受到了更大的影响，政策未能提供足够的救助。 第七，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很大，高收入国家的应对普遍较好。而在低收入国家中，那些此前有过应对疫情经验的国家，以及那些以社区为单位调动资源、构建信任的国家表现更好。 第八，多款疫苗的快速开发，显示出长期以来公私合作支持科研系统的力量。但是，一些国家却依然缺少疫苗，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之间缺乏关于知识产权、国际金融、疫苗生产分配的多边协调机制。 第九，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依赖于多种因素：高疫苗接种率，低重症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应对方面，IMF、世界银行、地区发展银行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受疫情影响，被推后了数年。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面临着资金投入的锐减。很多国家都将注意力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移到了短期的危机应对上。 基于以上观点，报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主要是提倡更多的国家合作，加强WHO的地位和作用，提倡基于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等。如下图所示，他们从个人、地方、国家、国际区域和全球这几个层面，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委员会对病毒溯源的观点到底如何？ 可以看到，这份报告提出了许多的观点，关于病毒溯源问题只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而已。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报告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报告提出，病毒起源大体有两大类的可能，第一是来自自然，第二是来自实验室。报告认为，这两大类的可能性现在都不能完全排除。 如果是自然起源的话，目前已经比较清楚的是，新冠病毒可能来自蝙蝠。是蝙蝠直接传给人的吗？报告说，有可能，而且能够携带这种病毒的蝙蝠确实广泛分布于亚洲，包括中国的中部地区。另一种可能是，蝙蝠先传给了另一种动物，然后再由那种动物传给了人。之前人们怀疑，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扮演了这种中介的角色？但是，最早的新冠病例在2019年11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而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案例只出现在2019年12月。另外，对2015年到2020年3月之间在中国收集的超过8万动物样本的检测，未能发现新冠病毒。 基于这些信息，报告建议：还要更广泛地去寻找新冠病毒的自然起源，甚至有可能要到几年之后才能发现新冠病毒在自然界的最初起源地，而这个起源地有可能并不在中国。 如果说实验室起源的话，报告认为，也同样不能排除可能，其中包括三种具体的可能场景——也许是科研人员在实地研究时感染的，也许是在实验室感染了某种自然病毒，也许是在实验室感染了某种人造病毒。报告称，目前，对于实验室起源问题，没有独立、透明、基于科学的调查，实验室的笔记本、数据库、电子邮件记录、病毒样本等都没有开放给独立的研究者去调查。 那么，报告提到的实验室究竟是哪里的实验室呢？报告是这么写的： 独立研究人员尚未调查从事人工操作SARS-CoV类似病毒的美国实验室，也没有调查在武汉进行的实验室研究的细节。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拒绝披露其一直支持的SARS-CoV相关病毒研究的细节，仅根据信息自由法诉讼的要求提供了一些被严重编辑缩减的信息。 也就是说，报告确实批评了美国实验室的不透明，但也提出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同样未能开放给真正的独立研究调查。 今年5月，Jeffrey Sachs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病毒起源的评论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假说—— 他提出，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强，是因为它的基因中有一段叫做“Furin Cleavage Site”的编码，简称FCS。FCS在新冠近似的病毒中并不存在，所以这成为一个疑点：它是自然进化而来的，还是人工放进去的？ Jeffrey Sachs说，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有一则信息值得注意：有一支中美合作的研究队伍在一份提交给美国政府的研究项目申请中表示，他们试图在病毒中寻找和插入FCS。这项研究的合作方包括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文章说，“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计划在武汉的实验室里完成，那里的生物安全水平较低。” 但这项研究课题申请没有通过。不过，Jeffrey Sachs认为，也许相关的研究还是做了，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拒绝提供更多的关键信息。 也就是说，Jeffrey Sachs的基本观点是：疑点未能排除，无论是美国实验室起源、中国实验室起源，还是中美合作研究项目起源，现在的信息太不完备、太不透明了，好像有人要故意藏着掖着。 比起这些相对谨慎的文字，今年6月，他在马德里智库GATE中心的一场发言，则更有争议性。他当时说：“我比较确信它（COVID-19）源自美国实验室生物技术，而不是大自然。顺便提一下，就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年的密集工作。因此，在我看来，这是生物技术的一次失误，而不是从自然界溢出的一次意外。我绝对要讲清楚的是，我们还并不确定。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实验室起源论）应该被调查，而它没有被调查，没有在美国调查，没有在任何地方调查。而且我认为，出于某些具体原因，他们不想太深入地去看看被埋在地毯下边的一些事情。” 这段话如果完整来看，表达的意思还是和报告中一样：什么都不确定，还要更多调查。然而，这段话也很容易被截取，比如只截第一句，而不提后面的“我们还并不确定”，就好像他已经认为美国实验室是病毒起源。但其实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源自美国实验室生物技术”也并不一定指源自美国实验室，说不定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个中美合作的研究项目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 总结一下：《柳叶刀》的这份报告并不是医学专家的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而是经济学家主导的公共政策建议，旨在呼吁更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报告将病毒溯源问题列为十个主要问题之一，但并未给出结论，而是认为自然起源、实验室起源都有可能，而在实验室起源方面，中美的可能性亦都不能排除。报告呼吁更高的透明度，以及真正的独立调查。报告委员会主席Jeffrey D. Sachs的个人发言被媒体有意截取，呈现了偏离原意的言论。